陈斯砚紧紧攥着飞往温哥华的机票，手心里全是不出所料的冷汗。自从他高调发表“退党声明”，并彻底与执迷于体制利益的党员父亲陈卫星决裂后，他就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地方国保的眼中钉。
“陈先生，请配合我们走一趟，你的证件有点问题。”两名面无表情的边检人员瞬间围了过来，将他架到了侧面的问询室。
还没等陈斯砚开口质问，后门便被推开，进来的不是机场公安，而是两个身穿便衣、眼神阴鸷的男子。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张按着红手印的医疗诊断书，冷笑道：“陈斯砚，你父亲陈卫星亲自签的字，证明你由于长期遭受网络压力，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分裂和自残倾向。作为家属，他申请对你进行强制医疗。”
“这不可能！这是政治迫害！我根本没有精神病！”陈斯砚愤怒地站起身，却被便衣猛地按回椅子上。
“在中共国，你有没有病，不是医生说了算，是我们说了算。”便衣凑近他的耳边，声音低沉而戏谑，“想跑到国外去揭露丑闻？你以为退了党，就能逃得掉吗？”
半小时后，一辆没有挂警牌的白色面包车直接开上了机场的停机坪边缘。陈斯砚被戴上黑头套、反绑双手推上车。车窗外，那架原本承载着他自由希望的航班正滑向跑道，而他却被驶向了另一个方向。
当头套被摘下时，刺鼻的消毒水味和四周紧锁的铁窗已经说明了一切——临港精神卫生中心强制收容区。
在这里，没有程序正义，没有上诉渠道，更没有所谓的人权。陈斯砚看着镜子里被强行剃光头发、换上病号服的自己，深切地体会到：在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，一个普通人一旦拒绝顺从，他的尊严、自由乃至于精神正常的身份，都可以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得干干净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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